作者：Zhao Tingyang, Huang Ping, Alain le Pichon and Tinka Reichmann

大约两千三百年前，埃及发生了一个文化事件，在这里召开了一个会议、或曰座谈会、或曰研讨会，总之，这是一个确定无疑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标志性事件。这就是由托勒密二世国王召集七十位希腊化犹太学者参加的亚历山大会议。希腊和犹太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此次会议上碰撞的结果，是形成了希腊文版的《圣经》七十士译本，它将从根本上转变希腊思想和文化，奠定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概念基础，并在之后两千年的时间里，赋予西方文化以基础、形式和灵感。

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发达文明很可能都有这样的跨文化体验，这种体验最终丰富了其文化资源的构成。早期中国从已知历史的伊始，就已被证明是跨文化的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中东地区的许多资源，如青铜、马和小麦等。小麦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小麦图形变形成为最早的象形文字，用来表示“未来“，因为小麦预示着丰收。另外还有两件重大事件加深了中国的跨文化性：其一是《西游记》，讲述的是唐朝（618-907 年）一位著名僧人前往印度，最终带回最好的佛教典籍；另一件则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西化”运动，中国藉此学习西方的科学和现代技术。欧中交往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应属利玛窦（1552-1610 年）的冒险之旅了，正是他将基督教传入了中国。

正是本着同样的精神，中欧学者开展了《误解辞典》项目。这个项目也是对翁贝托·埃科的致敬，完成它将达成后者最为珍视的一个愿望，实现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

文化误解问题是国际跨文化学院（International Transcultura Institute）自1988年成立以来所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欧洲和非欧洲研究人员之间的互惠人类学研究，从而拓宽跨文化研究领域的概念和方法，并以此更新人文科学的概念领域。多年来，通过国际跨文化学院研究网络推动的各项活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一种情况的不同解读阻碍了相互学习和积极互动，并经常造成不同人群、国家和领导人间的分歧。有鉴于此，国际跨文化学院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对误解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些误解不仅与缺乏对词语含义的理解有关，而且还与其中所隐含的概念有关。
这当中的一项挑战是如何正确看待文化概念上的差异，我们不仅应接受和尊重这些差异的存在，而且还应通过相互了解和理解来丰富它们。多年来，国际跨文化学院开发了一种方法，挑选出一些关键的文化概念，并通过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学术交流来研究和讨论这些概念。

2001年11月欧洲议会跨文化共知大会上发起的辩论堪称这一发展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和里程碑，来自中国、印度、非洲和伊朗的许多代表团在会上讨论并提出了“跨文化关键词百科全书“的概念。其目的是为开展不同知识文化间的概念探讨，逐步建立一整套关键词编辑基础。印度代表团接受了这一挑战，并促成了果阿-旁迪切里-德里知识文化巡回研讨会（2007 年）的召开，确立了对等知识三角关系（这里指印度-中国-欧洲）中”第三方观点”的方法论原则。

1997年在博洛尼亚大学举办的一场国际跨文化学院研讨会上，学院共同创始人翁贝托·埃科主张不同文化之间应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他呼吁公众不要试图将差异降到最低，而是要加深对差异的认识，达到一种相互理解的状态。他在文化史语言方面的著作(《寻找完美的语言》，2000) 及其作为译作者的经验 (《大鼠还是小鼠？翻译即磋商》，2003)对国际跨文化学院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即便那些从严格的哲学和符号学角度来看不可译的部分，如果不期望找到完美的同义词，埃科也认为应该翻译出来。否则，无论是七十士译本还是其他任何译本都不会有任何合理存在的理由。

在缺乏绝对同义词的情况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深刻认识文化的归属，接受文化归属之间的差异，并在对话和协同创作（co-writing）方法的动态化过程中利用元语言资源填补空白，从而形成赵汀阳基于跨主体性概念（勒·比雄，2020）提出的所谓”综合语境”（syntext），意在克服主体间冲突，建立”跨文化焦点”。

颇为有趣的是，这种跨主体性概念可以通过中文的一个关键概念-“化”（hua），在”跨主体对话”中寻到其踪迹。”化”，字面翻译为”融化和重铸”，或更经常被译为”改造（以适应彼此）”（赵汀阳，2020），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意指在文化的相互采纳当中化解主体间敌意的一种方法。跨主体性形成了一种”相互镜像效应”，这是喻指每一种文化都可以反射其他文化，并与后者分享自己的知识。赵汀阳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如下：

(1)一种反射其他文化影像的文化可以被解释为是有其他文化”被映射到”自己的系统中，如此一来，(2)其他文化都可以被各自文化有意义地解释为自己系统的生产性增量；这就要求，(3) 为了在自己的系统中映射出其他文化，一种文化所提供的镜像应该具有为其他文化提供无穷无尽的配置的无限可能性；并且，(4)从人文而非数学的视角来看，文化映射应允许存在”合理的曲解”，因为一种文化内的可能世界不可能不失真地映射到其他任何一种文化中，这是基于可能世界比数学系统更丰富、更复杂的事实而言的；因此，(5)文化映射操作很可能会在每一种文化中产生基因重组效应，令每一种文化都可能被重新建构。 …..

为什么要从中国的文字和概念入手？

在中欧几个世纪以来所经历的迷恋与排斥、钦佩与恐惧的相互博弈中，中国相对于欧洲始终有着某种不可否认的优势。尽管有着漫长、令人神往和刻意的孤立历史，但它却最终形成了对欧洲思想文化的透彻了解。就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西方文化著作的来源、遗产或新的作品都极为了解，这就像托勒密时代的犹太学者对希腊文化极为了解一样。与此迥异的是，除了少数汉学家外，欧洲公众，甚至是受过教育的人，对中国思想则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本词典旨在展开深刻的中欧对话，精选了一些中方认为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关键词，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加深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基本文化根源，以及中西方文化和学术交流的了解。
事实上，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直到近代都几无交流的机会，二者是如此的独立，以致于各自发展出了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和”分类法”，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对世界、人生和价值观二者都有不同的解读，其所形成的误读和误解，构成了跨文化领域的最佳田野作业。

虽然这可能被认为是中国方面在战争或冷战时期的一种战略优势——因为对最了解对手的人来说是优势，而对不了解对手的人来说是则是劣势，但欧洲对中国思想的缺乏了解，在情况还没有变得不可挽回之前，牺牲的是真正和谐解决冲突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双方都是好事。同时，也牺牲了在思想和知识领域取得普遍进步的机会。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像沃尔特·本雅明的“历史天使”一样，思索过去，我们需要思索过去异彩纷呈的文字，这就需要对话、相互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基于对等文化知识的反思性和元语言翻译，以加深我们对未来的理解。正如本雅明所言，不是要”徘徊不前、唤醒死者和召集失败者”，而是要汇集文字，让概念相互对话。

遵循托勒密二世所希望的亚历山大座谈会工作模式，正如他求助犹太律法学者，以拓宽希腊思想的疆界那样，我们建议转向和汲取中国思想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并将这些概念与相应的西方概念一同思考，以解放和拓开思路，全面审视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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