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汀阳

 

时间的概念有其两面：对变化现象的经验，还有因此推想的那种贯穿于一切变化中不可见也不可逆的过程。变化或变化的过程都是神秘的，于是时间成为一个最古老也最神秘的形而上谜题，至今仍然有待解释。不过，自爱因斯坦以来的当代物理学不承认我们通常用以理解日常经验的形而上的时间。1922年的巴黎辩论中，爱因斯坦对认为时间是心中的“绵延”的柏格森说，“哲学意义上的时间”并不存在，只是一个错误的想象。给定“科学意义上的时间”是真实的或几乎为真的，可问题是，我们看不见真实时间，而且确实需要以“我们的时间”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或人文时间仍然是一个哲学或文化问题。

在古老的甲骨文里已经出现表达时间的许多中文词汇，如春、秋、日、月、年等，是表达自然变化的时间，同时还有表达历史性质的时间概念，如昔、来、古、今，甚至有了一般时间概念：时。稍后又出现了形而上概念：宙。

“时”的原始含义是四时，但不是四季，而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时很稳定，所以“时”字（）由“止”和“日”组成，表示确定日期。管子曰：“时者，所以记岁也”[1]。墨子对时间给出了哲学解释：“久，弥异时也”[2]。庄子的解释更有形而上含义：“有长而无乎本剽者宙也”[3]。淮南子的表述成为后来的通用定义：“往古来今谓之宙”[4]。这些直观定义与柏拉图的理解有某种相似性，柏拉图把时间看作“表现永恒的意象”，以有序时间的数列无穷性去表现永恒性。

时间的永恒性在于无穷性，因此常与流水意象联系在一起。孔子有“逝者如斯夫”[5]的名言。流失的是时间还是事情？如果时间永远流走而又永远到达，每个此时都充满时间，时时如一，那么，时间就没有流失，而是事情流失了。无独有偶，赫拉克利特也有个流水的隐喻，最早见于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相传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皆动而无物驻留。他将其比作河流，他说你不能两次踏进同样的水流” [6]。对于赫拉克利特，流变的也是万物而不是时间。

年月日是外在时间的纪年，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意识内在时间的纪年。过去已不存在而未来尚未存在，都只是意识内部的意象。年月日用于记事，却对时间本质无所说明；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时间意识的自我解释，只是解释了意识自身而同样无法解释时间本身。无法回答时间是什么的奥古斯丁似乎最早敏感到时间是属于我思的主观状态，康德把时间定义为意识的内在形式，而胡塞尔相信意向性在内在时间中建构了意识对象。总之，时间意识是自我意识的先天条件。但我们不会满足于内在时间，仍然试图理解神秘的“真正的”时间。如果不能理解时间，就无法理解世界。

中国也有关于“吾心”的哲学，但没有关于纯粹内在时间的理论，原因可能是中国哲学对时间的兴趣主要在历史性上，即兴趣所在是具有人文意义的变化而不是无意义的流失。时间本身不可理解，但变化是时间的可理解的意义，或者说，时间化为历史才具有意义，而有意义的变化就是时间的人文函数值，因此，变化才是人类生活的时间问题。对于人来说，时间的流失并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导致生活状态的变化才是问题所在，正是变化造就了存亡兴衰的历史和未来。如果时间不是表现为历史性和未来性，就只是无意义的存在状态。总之，时间本身是物理学问题，而时间的历史性意义是哲学问题。最古老的书《周易》研究了变化，把时间问题变成历史问题：“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7]、“《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8]。

昔与来是一对古老而重要的时间概念。昔与来是对变化的记忆和预告，是初步的历史意识。甲骨文“昔”的字形为，上部是水波纹，下部为日，暗示对过去大洪水的记忆，用于标志过去时；“来”的字形为，象征麦子。麦子生长暗喻可期待的收获，因此暗喻可期待的未来可能性。在此，未来的概念溢出了自然时间：日出日落的明天不考虑人的意见而如期而至，而麦子是人对未来的预告，但也需要天气的同意，因此意味着不确定的命运。

昔与来的历史意识尚属于史前，仍然不离自然变化。真正以人为事件为标志的历史时间是另一对概念：古与今。甲骨文的“古”字形为，上部原型是立表测影以正位定时，表达了中心与四方；下部为口，口言之事皆为前事。两者结合，其意是口言四方值得铭记的事件或自古建立的规章制度，所谓古也。甲骨文“今”字为，象征王者发号施令的铜铃。颁布新法令的时刻就是“今”，意指从今往后必当如此。可见，今的意义不仅是此时，更是以作开来的时刻。能够称为“今”的创制必定意味着一种生活或一种制度的开始，因此，“今”是蕴涵未来性的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而不是意识的当下性（presentness）。未来是被当代性所蕴含的变数，所以历史时间里没有尚未存在的未来。按照古今的历史时态，如果一种生活至今尚未发生重大改变，没有新作，在历史性上就仍然属于“古”，尽管在时间上是现在时，而如果一种古老制度或精神历经社会变化而常新，就在当下的“今”中保持着那时的“今”而始终具有当代性。在古今的历史时态中，一段自然时间可以很长而其历史时间很短，或相反，一段自然时间很短而其历史时间很长。

古今的历史时态很接近阿赫托戈的“历史性体制”概念[9]。古今概念意味着理解变化的角度从发生（happening）转换为生成（becoming）。生成需要关键时刻，它是历史的一个创建点或转折点，也是传统精神的重返点。比如科学技术革新、革命、建国、立教、生产方式变革或思想革新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生成需要创作，即选择未来。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人创造历史类似于上帝创造世界，尽管创造历史与创造世界相比起来微不足道，却同样展开了一个关于开端或本源的问题，而其答案是一种关于历史性的时间哲学：为一个可能世界选择一种可能时间。

历史时态取决于文明创作的事件，所以创作成为理解历史时间的关键概念。甲骨文的“作”字为，选中成为“作”的意义原型必是开创生活的要事。有两种推测：（1）徐中舒认为，根据图形可以猜测“作”字是“作衣之初仅成领襟之形”^[10]。原始人类创作了衣服，这是生存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所以，制衣有资格用来象征创作；（2）曾宪通的理解，同样也从图形上看，“作”字更可能是农具耕地的形象，而耕作更有资格代表创作^[11]。我倾向于认为更可能是农具耕地的形象。农耕的发明是生存的最大事情，应该是初民更容易联想到的创作，而且，谷物生长也更接近“作”的关键意义：创制未来。在存在论上说，“作”创作了未来就是化时间性为历史性，使本来只有物理时间的存在具有了历史时间，这是为时间重新立法。《周易》有关于远古伟大之“作”的历史综述，主要包括制度、文字、网罩、农具、市场、舟船、牛马的使用、兵器、房屋等事物的发明[12]。不过现代考古学确认某些“发明”其实是从中东引进的，例如马的使用。

与“过去—现在—未来”三分法的自然意识不同，“古—今”二分法表达的是关于时间的历史秩序，所以不包括未来——未来尚未到场。过去是个知识论问题，而未来是一个知识无法解释的存在论问题，是一个关于变在（becoming）而不是关于存在的问题。“作”使均匀时序变成起伏时刻，在此，时间的意义就是历史。中国哲学对无历史的存在缺乏兴趣，因此中国的形而上学与历史哲学是一致的。

博尔赫斯在“交叉小径的花园”里想象一个古代中国建筑师设计了一个迷宫般花园，那是时间分叉的隐喻。那个中国建筑师不相信单一绝对的时间，而相信“存在着无限的时间系列，存在着一张分合平行扩展的时间之网。时间总是不断分叉为无数个未来”。博尔赫斯精准地理解了中国的时间形而上学。

[1] 《管子·山权数》。

[2] 《墨子·经上》。

[3] 《庄子·杂篇》。

[4] 《淮南子·齐俗训》。

[5] 《论语·子罕》。

[6] Plato: Cratylus, 402a.

[7] 《周易·系辞上》。

[8] 《周易·系辞下》。

[9] 阿赫托戈：《历史性的体制》，黄艳红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10]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第888页。

[11] 曾宪通：“作字探源——兼谈耒字的流变”。《古文字研究》，第19辑，1992年，第408-421页。

[12] 《周易·系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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