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lain Le Pichon

问题的地位

纵观整部欧中关系史，透过其所蕴含的广阔概念、历史、政治和哲学领域，帝国这一概念可能是最为重要但也是误解最为深重的概念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西方的帝国概念是含糊不清的，它常指多种情节迥异的历史事件和桥段，涵盖了一个极其广阔、充满纠结的多义性领域，很容易做出模凌两可的解读。它的力量和连贯也许更多地来自于其梦幻般的一众人物：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特、拿破仑和查理大帝，这些传奇英雄人物纵穿整部西方历史。与其说它一个逻辑和事实的问题，不如说它是一个超凡和虚构的问题，尽管这个源于罗马法的概念一直以来都获得严格的法律装扮。人们可能会设想，”其特别的有效性是否正是源自其含糊而复杂的特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模糊效应”。如此，它助长了自希腊人以来西方思想一直沉溺于其中的所有意识形态构建，使得这个寓言词汇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武器和概念工具之一。
• 汉语中，empire一词习惯上被翻译为“帝国”（diguo），“字面意思是：由皇帝治理的国家，或依附于帝国体制的国家，这是一个相当晚期的发明，指的是一种西方模式，并参照当代知识语境进行了重新解释”（赵汀阳）。几百年来，这个在西方被称为中央王国（Middle Kingdom）的地方，在中国的语言文化中，似乎因地点、时间、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一系列动态多样的称谓。因此，它不属于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概念遗产”，而赵汀阳所提的供我们参考的”天下”或”天下万物”，则蕴含了另一个专属中国的、对西方文化历史来说陌生的意义和历史现实领域，属于芭芭拉·卡森(Barbara Cassin) 的”不可译”的范畴。
• 关于帝国概念的这一争辩涉及一种紧张、对抗和怀疑的激烈背景，在整个历史上或当今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争辩双方都随之产生了想象和猜测性的预见，而这些预见更多的是基于各自文化特有的模式，而非难以摆脱的现实。

帝国和对普遍性的追求

随着”帝国梦”在整个世界的拓展，普遍性概念成为这场争辩的核心。以下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叙述，其中有两个情节，一个位于开头，另一个在结尾，将这幅希腊世界与波斯帝国对抗的巨幅画卷置于作为世界政治两极的东方和西方的对抗背景中。

• 其一是载于第一卷《克利俄》中居鲁士（Cyrus）的梦境故事。”睡在玛撒该塔伊人的土地上… …[他]以为自己在睡梦中看到了希斯塔斯普的长子(大流士)，他的肩上长着翅膀，一只翅膀遮住了亚洲，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洲”，宣告了大流士帝国的来临。
• 其二是载于第八卷《乌拉尼娅》第 110 篇中，特米斯托克利在萨拉米湾海战打败波斯人并向东方撤退后对雅典人的讲话。”并非是我们完成了这一壮举，这应归于众神和英雄们的嫉妒，他们不想让一个不敬神的犯人统治亚洲和欧洲，对待与此一样的神龛和私宅，他不但会焚烧和推倒神像，甚至会诅咒大海，给它戴上镣铐”，以此来谴责威胁希腊城邦的狂妄帝国计划。

从马其顿面对波斯帝国大兵压境的两难处境出发，亚历山大大帝颠覆了这种对抗的涵义，使这种直到当时还很陌生的、异化的另类世界观变为希腊的现实。他通过征服亚洲，合并矛盾，减少对立，从而改变了希腊，并向世界开放，创造了从各希腊王国到拜占庭帝国未来发展的希腊化世界。

罗马则被其俘虏的希腊文化所征服，从希腊化文化遗产中，罗马吸收了这种帝国模式，使之成为其军事扩张项目的理想框架。就像对待其他一切事物一样，罗马人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其印记，将对皇权的崇拜与完美的行政管理结合了起来。

我们可以说，在欧亚大陆两端，欧盟和中国今天所处的形势足可以与希罗多德所观察到的情况相提并论。欧盟作为希腊世界的继承者，仍然宣称希腊世界的价值观是唯一的普世价值观，而中国则在西方世界的眼中扮演着帝国霸权的潜在角色，具有中央王国形象中固有的普遍性和中心性。

术语和词源：imperator 和imperium

帝国这一概念，即罗马语中的”imperium”，带有明显的战争起源印记。法文 empereur一词来自拉丁文 imperator（凯旋将军、统帅），与 imperare（指挥官）或 imperium（指挥权、权力）同属一个词族。imperator意指一个受到部队拥戴且建得战功的凯旋将军，该头衔由元老院授予。尤利乌斯•凯撒是第一位拥有第一皇帝称号的罗马统治者，其后是奥古斯都。

莫姆森给imperium下了一个综合定义：”Imperium (…)在其最通用的技术意义上指的是最高公权力，包括管辖权和军事指挥权，而非公民法庭所拥有的专有防卫权，另一方面也与属于下级政务官和上级政务官代表的次级命令权不一样”。

因此，”imperium “是罗马国家政治概念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术语，它与罗马这个城市息息相关，”罗马一直被视为一个城市，即便是当它被拓展到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范围之后”。”’Imperium populi Romani’（即罗马人民的统治权）是政务官或高级长官行使权力的所及之处。这种原本来源于罗马城法域的权力，一点一点地逐渐蔓延到整个世界范围”。这种imperium (统治权)具有两种形式：imperium domi （城内治权）和 imperium militiae（军事治权），这主要取决于行使统治权的地理范围。imperium domi 是罗马城内的治权，以边界上用作标识的里程碑为界，边界以外，政务官则变身为军阀。Imperator (凯旋将军)对imperium militiae （军事治权）的行使范围是城门一英里以外。

基于以上观察，可以确定构成帝国的概念模型拥有以下几个不变的性质：

• 罗马帝国是城市治权成倍地扩展到周围已知世界的结果。城市作为众神赋予罗马社会的神圣空间，受城内治权这种最高政治权力的不可改变的规则所规制，它是帝国的一种普遍模式
• 城市将征服权（即军事治权）委托给由其部队选出的军事首领，并由于其建有“战功”而承认其为统帅
• 自奥古斯都开始，imperator就累积了两项权力：城内治权和军事治权，后者是一种绝对的军事征服权

– 这两项职能都带有神圣的特征；它们来自于众神，并以完成一项神圣计划为使命，在这一过程中，皇帝的神圣性质得以彰显。与基督教的会合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牵涉一神教及普世价值观的范式转变。两种范式将从此相互对峙：

• 第一种范式，是随着君士坦丁的皈依而强加的，这导致了宗教和政治模式上的混淆。这时，皇帝就成了唯一神上帝的全能代表，这令其普遍统治计划合理化。
• 第二种则相反，由圣奥古斯丁理论化，明确区分了两种模式：一种是纯世俗化政治模式，这种地上之城容纳了世间万物的不完美。另一种则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天上之城。据基督之言，这是上帝之城，为第一种城提供灵感。这两种范式将由此相互对峙，此消彼长，交替标注着帝国概念在西方世界所接续呈现的各式化身的形式和精神。

这一概念的历史恒久性和沿革

根据历史年代和欧洲国家的不同，以及各语言和文化中天赋异禀人士的差异，这种模式所呈现的方式差别极大……。在日耳曼文化和土地上，所采用的名称是Reich (帝国)，虽仍自称以罗马模式为基础，但却有了明显不同的面貌和涵义。卡尔• 施米特认为，Reich是一个容易被统治的区域，但与其说它是被一个城市统治，还不如说是被一个民族统治。”（它）是一个由某些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原则所支配的大空间秩序， 它不允许外国势力对该空间的干涉，且有一个与该项任务相适应的民族作为其保证者和保护者。[…]新国际法下的新秩序概念代表了我们对Reich的概念，那就是以人民为基础、由人民行使的大空间秩序”。 [1]

与此同质的是，正如拜占庭帝国对东正教世界身份的形成所起作用一样，就德国身份的形成史而言，它与神圣德意志帝国息息相关，同“最虔诚的基督教国王”直到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历史相比，无疑是更为异质的存在，以至于雅克·勒高夫坦言，帝国并不是一个欧洲概念。[2] 但它深刻地启发了法国大革命，就像它是殖民计划的明确参照物一样。历史上，帝国的形式可能各不相同，但永远不变的是它的第一原则，这就是武力统治。

因此，来自亚洲，源于亚述模式的帝国模式，由米堤亚人引入波斯，再由亚历山大大帝采用并设置到希腊化世界中，在罗马应用并放大，尽管其意识形态考据和政治模式的形式表象各异，但帝国模式一直在西方记忆和精神中游荡，塑造了其历史，奠定了它对世界的掌控。它深刻地推动了西方世界观的形成，并在其表象之外，启发了西方的战略制定。

这种思想在政治哲学中一直保持活跃，从但丁到维柯和马基雅维利，帝国一直被视为确保和平的最佳途径。但丁本人在其《君主论》中，将帝国权力的这种战争起源合法化。正是上帝通过对战争的审判赋予了罗慕路斯权力的合法性，罗慕路斯最终在这场战争中凯旋而归，而凯旋令其有资格为罗马带来和平，从而将整个帝国团结成一个整体，罗马和平便是基督教和平的前奏。

这是个含糊的概念，无论是像雅典或后来的威尼斯那样的共和国，还是十九世纪奥地利那样的君主制大国，或是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邦联制国家，它都没有指向一种精确的组织形式。同样地，它有时也指民主国家，如法兰西和大英帝国，以及今天的美利坚帝国，或者在更广泛意义上，如托尼·奈格里所描述的”全球权力金字塔”式的”自由帝国”。[3]

然而，这一思想仍认定，西方的天职是将这一制度及其所代表的普世价值观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以致于不排除军事干预，在拒绝接受这些价值观的国家或政治制度中重建这些价值观。它们取代了基督教理想模式，这仍然是一种圣奥古斯丁所称的上帝之城的范式。这些可能曾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的价值观，今天则变成了民主和人权。

今天，中国已恢复了往日的伟大荣光，纵使不能雄踞榜首，也可位列世界强国之林的次席，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模式——即西方帝国模式（即使披着民主的外衣）和天下模式，在国际政治辩论场上似乎仍将继续对峙下去。

^[1] 卡尔•施密特，《论国际法中帝国的概念》， 1939年

^[2] 雅克·勒高夫,《逆转天机》, Transcultura 集体工作，阿兰·勒·比雄, 穆萨·索乌, CNRS Ed. 2006

^[3]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巴黎，Éd. Exils，2000, 55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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