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汀阳
很久以来，“国”一直是表达政治权力的标准单位，也一直是解释政治概念的基础，但问题是，世界却缺乏政治秩序，在政治意义上，世界仍然停留在政治的“原初状态”，与霍布斯想象的自然状态相去不远，充满了对抗、敌意与文明冲突。这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与各个组织良好的国家很难协调，这意味着政治不充分也不完整。因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政治概念，来设想如何将无序的世界变成一个有着系统组织与制度安排的世界。
“天下”就是一个可资利用的世界政治概念，它来源于3000年前的中国思想。“天下”的字面意思是“天之下的一切”（all-under-heaven），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定义了一个“无外”[1]而且“大同”[2]的、内含一切人与所有国家的“协和万邦”[3]世界。就理论而言，“天下”由三层世界叠加而成：物理世界，指天底下的整个可居地域；心理世界，指所有人的一致认同或共识；政治世界，即主权属于世界而且服务于世界共同利益的一个世界普遍体系。
试验性的天下体系发明于周朝，一般认为是周公设计的，是一个由相对独立而互相依存的众多邦国组成的网络化体系（根据不同的测算，约有130到170个邦国）。这个试验性的天下体系虽不完美，却是唯一实例，蕴含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天下”是中国的政治起点，正如古希腊“城邦”（polis）是欧洲的政治源头。两者指向了相异的政治思维路径：中国的政治概念从“世界”开始，欧洲的政治概念则从“国家”出发。
在文明早期，以“世界治理”为政治的起点有些不同寻常。这与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当时周朝超常地发明了世界治理模式，实为不得不然的政治策略。公元前1046年，周邦如有天助地攻灭了当时的多国盟主也是最大的邦国商，建立了周朝。作为中原大地的新主，周朝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治理难题：部分邦国的人口数量远超周人，那么，周朝如何能够维持秩序和领导力？据说当时有几百个文化相异的部族存在。周的人口约在七万人左右，与一些邦国相比少得多，尤其与有百万之众的商族相比。因此，周朝必须解决以小治大的政治挑战。周公天才地创造了世界治理的政治理念，令众多邦国相信一个共享的天下体系能够保证所有国家的和平与共同安全，明显优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在失序的世界中，各自为政的邦国间会发生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显然都是不利状态。
以下选取一些记录在早期文本中关于“天下”概念的论述。其中有的思想超过3000年，其他至少也是公元前的。
- 《尚书》说，世界之主的责任就是建立“协和万邦”[4]的世界。
- 《诗经》也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5]。
- 《春秋》是中国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蕴含了“王者无外”的理念。在这一语境下，按照公羊的解释，“外国”这个概念无意义，因为所有国家都在“天下”之内[6]。《韩非子》记述了一个有趣故事，可说明“天下”的无外性：一个游人来到“天下”的宗主国周，被问到是否是外来的客人，他声称他是周的永久居民。吏人问他在周的住址，他说没有。吏人指控他撒谎，游人辩解说：“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之臣也，岂有为人之臣而又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7]。
- 《易经》里有个深刻的比喻说，上古圣王“垂衣裳而天下治”[8]。其中“垂衣裳”表达了什么？我认为它是一个隐喻，暗示了用文明秩序的统治替代了军事统治，或者说，用制度统治替代暴力统治的政治发明老子（前571年-前？年）为“天下”建立了一个知识论视野：“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9]。老子提出的是理论假设是，要以与X的尺度相匹配的概念来观察X，才能恰当地理解x。
- 管子（前732年-前645年），一位早于老子的著名政治家，提出过关于“天下”重要阐释，与老子的思想有一定相似性。他的书经过多次修订，很多话或许是由门徒后来加上的，因此，哪些话是他自己的，哪些话是后加的，尚不清楚。管子说：“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10]。管子和老子一样强调必须用合适的方法对应于合适的对象。
- 吕不韦（前？年-前235年），也是著名政治家和学者，也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他用一个诗意故事来解释他的“世界主义”：有个荆国人丢失了弓箭，但不愿意再去寻找它，理由是“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评论说：“去其‘荆’而可矣”。老子也听说了，进一步评论说：“去其‘人’而可矣”[11]。
由此不难看出，“天下”概念关联到无外性、一切人、世界一体化、永久和平以及每个人的正义等等理念。遗憾的是，经历了800年之久的试验性努力之后，天下体系的理念实践走向了终结。由于存在着制度漏洞，周朝最终走向了战乱。其中一个显著的制度缺陷是，周朝的“天下”缺乏一个与之匹配的“世界”税收体系，这导致了资源短缺，使周朝无力长期维持“世界治理”。显然，一个实力弱小且资源匮乏的管理系统是无力保证天下邦国的共同安全的。那些野心勃勃且实力强大的邦国必然会打破天下体系的均势结构并引发战争。中国的首个皇帝，秦始皇，击败了所有邦国，在公元前211年创立了大一统的中国。这宣告了天下体系的终结。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的大一统中国，经常被误认为是一个没有重大变化而只有延续性的天下中华帝国。然而，它其实既不是天下也不是帝国，正如“神圣罗马帝国”既不是罗马也不是帝国，甚至也不神圣。的确，“后天下”（post-Tianxia）的中国保留了“天下”的概念，那是作为彰显王朝荣耀的夸张象征，就像神圣罗马帝国那样。但天下的称号已经不再符合事实。西方视角下的中华帝国，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并自满于帝国朝贡体系。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来自对古代中国的误导性信息和粗心的研究。朝贡体系的真实情况是，异域国家向中国皇帝致以礼节性的尊重，作为回报，中国皇帝给予这些国家最惠国的贸易条件。古代中国的财政官员对此非常厌恶，因为朝贡体系给中国带来了经济损失，只有皇帝得到了精神上的虚荣。总之，朝贡系统是一个经济上不划算的结盟政策，而非像西方人误以为的那样代表着中国对世界的支配和统治。对于大一统中国来说，“天下”概念真正具有深远意义的遗产是“一国多制”的制度设计，它保证了核心地区与边缘少数族群的政治与社会合作，因此让中国成为了一个内含世界性的国家（a world-pattern state），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我提出的一个宪法性的“天下”理论，是试图在当代语境下让“天下”获得一个新的定义[12]，并且其涵义仍然向一切讨论和论证的可能性开放着。之所以重构“天下”，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我曾长期信任康德的和平理论，直到发现它经不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的挑战。这里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超出了康德和平观的有效范围，康德和平仅在具有相似价值观、宗教与政治体制的国家之间是有效的，而对于多文明的世界就无效了。第二个理由是国际政治的失败。如果按照当下的情况继续下去，国际政治将依然是一个失效的博弈，威慑、制裁、干涉、平衡、冷战甚至热战，所有这些策略都无法充分有效地解决问题，而只能加深世界的危机。
“天下”蕴含着一个新的政治视野，由此政治将被定义为化敌为友的艺术，完全不同于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敌友区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摩根索（Morgenthau）的为权力而斗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战争其实只能证明政治的失败，而不是像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理解的是政治的延续。一个宪法性的天下概念意在以世界尺度来解决诸如技术革命、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流行瘟疫以及文明冲突这类大规模的全球问题。
简单地说，一个新“天下”可以建立在三个宪法性（constitutional）概念之上：（1）世界的内部化，即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内含在一个共享体系内，使整个世界都变成内部而不再有负面外部性；（2）关系理性，即相互敌对最小化优先于个体利益最大化；以及（3）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即任何个人得到利益改善，当且仅当，所有人都得到利益改善。这是对一切人无例外的利益改善，因此优于帕累托改进。换句话说，孔子改进等价于一切人或每个人同时实现帕累托改进。
[1]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2] 《礼记·礼运》。
[3] 《尚书·尧典》。
[4] 《尚书·尧典》。
[5] 《诗经·小雅·北山》。
[6]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
[7] 《韩非子·说林上》。
[8] 《周易·系辞下》。
[9] 《道德经·五十四章》。
[10] 《管子·牧民》。
[11] 《吕氏春秋·贵公》。
[12] See Zhao Tingyang: Tianxia tout sous un Meme Ciel. Les edition du Cerf, 2018, Paris. Or, Alles unter dem Himmel, Suhrkamp, 2019, Berlin. 中文版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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